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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过程本身是异乎寻常的艰辛。即使最后成功了,回首起来也是险情不断。一位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和我们讲,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前一家公司挣到了不小的一笔钱,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两人上百万的积蓄就烧完了,他们艰难到用信用卡买设备,每月勉强支付出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运气很好,在这个时候找到了风险投资,融资几千万,但是,仅仅一年又烧得差不多了。好在当时两家垄断性跨国公司不惜成本地相互竞争,使他们渔翁得利,得以以一个很好的价钱(十几亿美元)被其中一家收购。但是,回想起来,成败就在一线之间。发展阶段(GrowthStage)。这时公司已经有了营业额,甚至有了利润,但是,为了发展,还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个阶段的投资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钱柜娱乐亚洲111在一个新的信息技术产业刚刚形成时,它总是有多个可以互相抗衡的竞争者。但是,一旦有一家主导公司出现,它就可能成为该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把它变成在商业上难以抵消的优势,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在信息工业产业,这个过程通常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但是,一旦一个公司占有全球一大半市场时,它就不得不寻找新的成长点。而这时的跨国公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的公司了,它固有的基因使得它的转型十分艰难。如果它能够幸运的转型成功,它将再次获得新生,否则就会被技术革命的浪潮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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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所迫,硅谷的人在外人眼里都相对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在硅谷不提供股票期权的公司,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按规定,一个雇员工作满一年就能按期权的价钱买下股票(这个过程叫Exercise),因此形成了一种在某公司工作满一年,拿到股票期权立刻走人,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公司的风气。如果说风险投资是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成本,那么很多硅谷雇员这是分散他们的生命来期望有朝一日在一家公司能中上硅谷彩券。在硅谷一两年换一个工作是很正常的,员工也就没有忠诚度可言。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生活压力使然。最近,随着Google基于Android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问世。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宣布它可能会开放它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Symbian。但是,我个人预测诺基亚这件事做不成,或者说做不彻底。它会开放一些源代码,目的是让别人为它做软件,而不是帮助别人做兼容诺基亚的手机。因为选择后面这条路,就断了它自己的财路。诺基亚和微软不同,后者本身不做手机硬件,靠单纯卖手机操作系统挣钱,世界上采用它的操作系统的手机商家越多越好。诺基亚在手机领域相当于二十年前苹果在微机领域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手机本身挣钱,别的牌子的手机卖多了它自己的就卖少了。这也是由于诺基亚作为手机厂商的基因使然。Google则不同,它从来没有想去挣硬件的钱,而只是希望人们通过硬件来使用它的搜索。因此,它希望采用它的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制造商越多越好。由于诺基亚和Google的基因不同,商业模式不同,在手机领域的做法就会不同,当然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如果说微软是善于便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思科则是反过来,它通过自己的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虽然华尔街把阿尔卡特-朗讯和加拿大的北电也算做了思科的竞争者,其实这两个以程控交换机见长的公司和思科不完全处在同一个领域,基本上威胁不到思科。而且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钱柜娱乐亚洲111二战后斯坦福大学遇到财政困难,斯坦福有8000多英亩的土地,相当于十多个颐和园大小,而它真正需要使用的土地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今斯坦福荒着的土仍然地占一大半。但是根据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大学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的,因此,无法直接从闲置的土地上挣钱。后来有一个叫特尔曼的教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的遗嘱,发现上面没有禁止斯坦福把地租出去。于是,斯坦福就拿出一片土地,办起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惠普公司成为进驻工业园的第一批公司。惠普公司的从这里起步,生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公司也随着进驻斯坦福工业园。到了计算机时代,由于这些公司大多从事和半导体有关的技术,从此这里便被称为硅谷。而斯坦福大学,不但度过了难关,而且从六十年代起,一跃成为世界顶尖名校。惠普则成为硅谷神话的典型代表。

从二战后到九十年代初,可以讲是摩托罗拉红火的年代。摩托罗拉在模拟无线通信方面有任何公司都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并且创造出多项世界第一。美国通信界对通信有一种通用的分类方法,即分为:有线单向(如闭路电视)、有线双向(如电话)、无线单向(如收音机)和无线双向(如手机电话和WIFI)四种。长期以来,直到十几年前,AT&T一直是有限通信之王,RCA是无限单向通信的老大,而摩托罗拉是不折不扣的无线双向通信的霸主。我们从前一节可以看到,摩托罗拉的核心业务都和双向的无线通信有关。大家都知道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占美国一半以上的汽车市场,并且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销售额最大的公司,直到近二十年开始走下坡路为止。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通用汽车公司在电子和航天领域一度有过比较成功的经历,并且一度是全球卫星制造业的领头羊,因为通用汽车的这些部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在很多美国读者可能家里使用的是DirecTV的卫星电视服务,这是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卫星电视网。而DirecTV过去不过是通用汽车电子部门休斯电子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而已。但是,网景这个四倍于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如此不可靠,以至于仅仅一年半以后,微软就超过了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3.山姆等三人的股票必须按月在今后的四年里逐步获得(Vested),而不是在公司成立时立即获得。这样如果其中有人离开了,他只能得到一部分股票;

太阳和微软之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科技公司总结。太阳公司首先输在人上(或者说人才体制上)。马可尼里有心打造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控制企业级的网络,但是太阳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力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可尼里绝不是庸才,但也不是天才。在马可尼里领导下的太阳公司效率之低在硅谷公司中是有了名的。太阳公司不缺乏英才,但是它平庸而大锅饭式的管理实际上是在进行劣胜优汰。太阳公司很多人离开后都比在太阳干得出色得多,其中包括Google的CEO施密特和Juniper的共同创始人BjornLiencres以及Google早期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在太阳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Google前副第一总裁罗森-韦恩讲,在人才竞争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从对手那里挖到好的人,而同时必须让它把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全留下来。不幸的是太阳公司自己替对手做到了这一点。太阳公司的很多人居然以加入微软为荣,这足以说明了太阳公司在管理上的问题。当大量杰出人才离开、同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马可尼里没有果断地大量裁员。他总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好不容易招到这么多人(在网络泡沫时代,找工程师是很难的),如果现在裁掉冗员,万一市场好起来,我从哪里去招人。事实上,马可尼里担心的“万一”永远没有出现。虽然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太阳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但是至今没有回到它2001财政年度(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的水平(183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世界对信息科技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马可尼里储备的那些人才(很多是硬件和系统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了。同一个市场在不同的公司眼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人微机在苹果公司的眼里和在微软的眼里完全不同。严格地讲,苹果其实不能算是一个计算机公司,而是一个注重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在苹果眼中,计算机不过是新的电子产品的一种,当然苹果要把它做得越新、越酷越好。在这个前提下,苹果公司为工程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其产品经理重视产品的品位。这些都是苹果基因中好的部分。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过于宽松的环境可能造成许多无谓的探索,做了很多对用户没有帮助的事。只注重产品的时尚,可能忽略用户的基本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的一键鼠标,虽然很酷,但是毕竟没有微软的两键/三键鼠标好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麦金托什已经做得非常好、领先运行微软DOS的IBM-PC机整整一代时,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仍然还在想方设法地在上面加功能,最后把当初世界上最好的PC机麦金托什搞得越来越封闭,使得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差点死掉。而盖茨对PC机的理解和苹果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计算机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工具,并且把“让计算机普及到每一个家庭”作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微软关心的是如何让产品改变人们生活。对微软来讲,功能比时尚更重要,因此它开发Windows的过程是一个严格的自顶向下的过程。一个大的团队负责一组菜单里的功能,里面每一个小的团队负责其中一个功能。在这种严格的分工下,人的创新就受到限制,但是却保证了产品朴实无华、能按时开发出来,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当然,办公司是需要钱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对一个新兴公司的投资一定能够得到收益。有些愿意冒风险而追求高回报的投资家将钱凑在一起,交给既懂得理财又懂得技术的专业人士打理,投给有希望的公司和个人,这就渐渐形成了美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办好一个高科技公司还需要有既志同道合又愿意承担风险的专业人才,他们对部分拥有一个公司比相对高的工资更感兴趣,因此就有了高科技公司员工的期权制度。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

机会均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行行出状元。一百六十年前旧金山是淘金者的天下,一位叫李维·施特劳斯的德国人(LeviStrauss)也从纽约跑到这里来淘金。来了以后他发现淘金的人已经过剩了,于是他捡起了他原来布料商和裁缝的老本行,用做帐篷的帆布为淘金者做结实的工作服,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Levi-s牛仔裤。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淘金者的踪迹已经找不到了,而Levi-s牛仔裤今天仍然风靡全球。并入康柏后,惠普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康柏加惠普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份额最低的2002-2003年,它而只勉强维持了康柏原有的份额。在商业史上,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两个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合并后,不仅没有得到累加的市场份额,而且只达到两者合并前少的那份。原因很简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必定有它经营管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合并后问题会翻倍,在竞争中会更加处于劣势,从而进一步丢失市场份额。这就好比几块煤放在一起是一堆煤,而不是能发亮的钻石。菲奥丽娜领导下的惠普公司本来已经问题多多,再加上一个问题更多的康柏,成堆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她的能力所能处理的。本来,菲奥莉娜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内部的问题,如果她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但是,好大喜功的她选择了一条急功近利的道路一下走进的死胡同。菲奥莉娜在她的自传中为这次合并进行了长篇的辩解,并且攻击休伊特家族和帕克特家族,并怪罪媒体。但是民众并没有买账,事实上愤怒的股民在合并后的几天就把她告上了法庭。钱柜娱乐亚洲111有一位先哲说过,社会的需求对科技进步的作用要超过十所大学。计算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发明的。美国研制计算机的直接目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军方计算弹道的轨迹。在流体力学中,计算量常常大到手工的计算尺无法计算的地步,因此,对通用计算机的需求就产生了。在计算机的研制过程中有无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最主要的三个人应当是冯·诺伊曼(VonNeumann,看过美国电影《美丽人生》,和中国电视剧《暗算》的人应该对他有印象)—见附图、毛奇莱(JohnMouchly)和艾科特(PresperEckert),应该讲冯·诺伊曼是今天运行程序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结构(architechture)的主要提出者,这个被称为冯·诺伊曼的系统结构影响至今。毛奇莱和艾科特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亚克(ENIAC)研制的总负责人(很遗憾,它其实并不是今天计算机的祖先,因为它不能加载程序,指令要重复地输入进去)在研制世界上第一台现代计算机EDVAC的设计方案时,他们三个人共同参与了,最后由冯·诺伊曼起草并交给了军方,军方的负责人拿到方案后随手在上面写上了冯·诺伊曼的名字,从此毛奇莱和艾科特的贡献就被淡忘了。后来,毛奇莱和艾科特认为计算机的产权应该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所在的单位宾西法尼亚大学。两个人和大学闹翻了,出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公司—艾科特-毛奇莱公司。该公司研制出一种叫UNIVAC的计算机,提供给美国统计局和军方用。但是因为艾科特和毛奇莱都是不会经营的学者,很快他们的公司就赔钱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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